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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晚年关于早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再评价

对于20世纪20年代那场关于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争论,过去理论界总是一边倒地认为主张暂缓实行社会主义的梁启超、张东荪失败了,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一方完全胜利了。胡绳晚年对这场争论作出了新评价。他指出,梁启超、张东荪认为当时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对的,而他们主张放弃革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主张革命是对的,但他们不顾条件,立即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关键词胡绳早期社会主义论战再评价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与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争论主围绕20世纪初的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20世纪初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的最深层级的讨论。对这场争论,许多党史和革命史著作长期以来都一致认为,梁启超和张东荪是完全错误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完全正确的,是胜利的一方,认为论战一开始资本主义论者就被社会主义论者给完全驳倒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胡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经验教训时,重新审视这场争论,并作出了新的再评价。
一、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新评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许多人认为这个制度不行了。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爆发使社会主义从理想成为现实,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另一种道路的选择。“五四”运动后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在苦苦探索救国出路时,受国际新形势的影响,介绍和研讨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热潮。社会主义被普遍认为是改造和拯救中国的好出路。当时中国先进的舆论界形成了一种特殊氛围,都认为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很少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在筹建中国共产党,准备引导中国走向新的民主革命道路。这时,梁启超和张东荪却站出来旗帜鲜明地主张集中力量发展事业,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就引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太贫穷,摆脱贫穷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奖励生产事业”,亦即开发实业,开发实业又只能靠资本家来做。所以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1]张东荪、梁启超等十分强调任何主义的实行,都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他们说欧美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兴起,中国的资产阶级方才形成。认为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因为太少了;也不是因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贫乏之患更甚于不均。他们承认发展资本主义必然带来劳资矛盾、两极分化等社会弊病,但这些对中国来说是发展经济、提高生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认为欧美现在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是改善劳动者的地位、缓和劳资对立,而中国目前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是让大多数人找到工作,成为劳动者,让人过上人的生活。总之,他们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一切弊病的唯一道路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社会主义必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中国现在实业不发达,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因而当时在中国不适宜讲社会主义,而应发展资本主义。在工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拿来做学问上的解决思想问题的材料,如果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还远没到时候。
那时候,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评论社会主义的时候都很注意分寸,几乎没人说社会主义的不好。梁启超、张东荪也不例外,声称自己也是趋向于社会主义的,现在之所以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开发实业,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等将来经济发展了,国家也比较富裕了,还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只不过是为将来搞社会主义在打基础。
胡绳认为,在20世纪初的时候,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就能看到中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太少而不是太多,应该千方百计促其发展而不是予以消灭,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允许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对外没有主权,对内没有自由;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割据混战,既独立不了,又统一不起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国内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艰难成长,若使其真正发展,就必须为其扫清障碍,即进行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梁启超、张东荪却极力反对进行这样的革命。他们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中国社会革命所依靠的劳动阶级即工人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相反却有很多对革命有很大破坏作用的“游民”。这样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如果硬搞,只能是一场“游民”的暴动,其结果不但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无所助,反而祸国殃民。
胡绳对梁启超、张东荪的这些思想观点作出以下两点评价。第一,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更高生产力的产物,应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这种看法有些唯物主义的意思,应当说指出了问题的害。梁启超、张东荪所担心的“游民”对革命和社会的破坏性问题,在后来党的革命实践中确实存在,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逐步解决掉的。第二,在肯定梁、张的同时又指出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所犯错误的根本在于,他们“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社会主义,不需社会主义思想,不需成立中国共产党,大家都应当一心一意奔资本主义”,[2]这在实践中是求取消革命的。于是,胡绳指出梁、张认为中国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但他们想让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则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也证明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错误。
所以,胡绳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思想的总评价是他们“这些高谈阔论中夹杂的一些话虽然是符合于或近似于实际的,但是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3]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新论
对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予以了坚决批驳。他们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证第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所奉行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根源;资本主义只能将人类引入歧途,只能给人民带来祸害。它应该划在被人民坚决消灭的坏制度的行列。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一种新兴力量蓬勃发展,而资本主义制度被普遍认为已到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只能去适应,而不能反行其道。
论战中,梁启超、张东荪认为,实行社会主义需一定的物质条件,而贫穷落后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没有资格谈发展社会主义。所以现在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开发实业,就是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对此,李大钊持相反意见,即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为开发实业创造条件。他还设想通过“平民专政”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办法来集中资本,获得劳动力,以此种社会主义的办法来开发实业。就此,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20年代的中国完全可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但是通过何种具体办法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却回答不上来。只好转而说,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的间隙,直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为中国避免一场有待将来进行的社会革命。这样,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行不需什么必备的物质前提,是仅靠人们的意愿就可以决定的事情。[4]

胡绳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揭露出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和发动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种批判启发了进步的中国人选择何种救国的道路,也促使中共逐渐懂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应该是革命性最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不成熟性。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程中的某个具体阶段,资本主义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多,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极大促进作用的一种生产方式和制度,不明白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是有用的,不懂得“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而是偏激地认为凡是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不主张在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胡绳认为,陈独秀等人只从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而不能逆潮流来说,认为就完全驳倒了梁启超、张东荪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说服人们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不能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跨越资本主义。但是,“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5]于是胡绳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沾染了些民粹主义的色彩。
三、评议
胡绳一直很重视如何看待这场论战。上世纪90年代初,由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这两本书中,已有他自己新的看法,他提出辩证地看待这场论争,指出它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又存在着缺点。1995年3月在谈到“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和新意的讲话,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了。1998年底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这篇演讲词中,又对此问题做了新的阐发。2000年,胡绳又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早期社会主义论战部分做了新的修改。胡绳几次三番地重新评价这场论战,可见这个问题在他的头脑中占据着很重的位置。
胡绳对这场论战的再评价主是为了强调两点第一,过去我们的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片面的观点,即凡是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反动的,凡主张用和平手段进行社会改良的人或事都被完全否定。过去我们之所以认为在早期社会主义论战中陈独秀、李大钊一方都是对的,论战一开始就完全驳倒了梁启超和张东荪,就是基于这样的衡量标准。胡绳对这场论战的再评价就是改变这样的标准。胡绳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不赞成这些人就完全否定这种认识。况且这些认识还有它合理的方面,这些人主观上还是爱国的,只是主张救国的路子不对而已,我们不该认为他们的人也是反动的。从而可见,胡绳晚年认为看待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人或事是进步还是反动的,应看他们是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推动作用,而非片面化、抽象化的概念。第二,阐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胡绳认为,中国革命中一直存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梁启超、张东荪没有搞明白,陈独秀、李大钊等也没解决得了。建党之前和建党之初,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直都是含混不清。直到党的三大后不久,瞿秋白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初步探讨了中国既需实行民主革命,又应当力争在未来顺利地过渡到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案”。[6]这篇文章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大革命前对于中国改造道路问题所做出的最重的继往开来的理论成果。应该说,这篇文章为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给出了初步设想。后来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急于实行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起来,排斥中间势力的“左”倾错误一直存在,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比较完美地解决了这个大难题。胡绳言不烦地指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发展资本主义,又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7]它把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中间应该有个过渡;第二步才是等条件成熟后再迈入社会主义。此理论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国情,毛泽东是当时党内彻底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新民主主义论纠正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核心素。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秉承新民主主义理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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